文人“异类” 龙应台

龙应台 ,女,作家。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徐贤修讲座教授。 著有《野火集》、《野火集》(二十年纪念版),《孩子你慢慢来》(十年纪念版)、《龙应台评小说》 《女子与小人》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龙应台杂文精品》 《这个动荡的世界》、《人在欧洲》、《写给台湾的信》、《美丽的权利》、《孩子你慢慢来》、《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干杯吧,托玛斯曼》、《我的不安》《百年思索》《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亲爱的安德烈》等作品多种。 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被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 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 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前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 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 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中国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具有很大的影响。


作家简介

创作特色:

温柔纤细,深情动人,其《孩子你慢慢来》与《目送》均是以温柔笔触描写亲子间的亲密互动,《亲爱的安德烈》是数封写给儿子的坦率的几乎痛楚的信。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她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不仅是当下的感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龙应台一反批判犀利的笔调,描写诸多生活中有情细节,反映出其细腻的情感,读起来温馨有味,情意盎然。
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以有情眼光观察社会,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讨论的均是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时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她举出无数台湾社会现象来作为讨论,并以中国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释台湾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其中辛辣讽刺的文笔虽遭人反对、谩骂、或密投书至政府单位,但她仍秉著客观批判的精神,持续而正中要害地不断写出她的社会观察,龙应台无所畏惧,因为她笔下台湾的丑恶和腐化,是源自于她爱台湾的不舍与心疼。


龙应台 - 文人“异类”

龙应台在台湾属于“外省人”;她到美国时,是来自不发达亚洲的“外籍学生”;等她回到台湾时,是个有留洋背景的“海归”;到了大陆,又变成了“台湾作家”;去了香港,又提醒自己香港的事情并不全懂,虽然她已经在给香港政府纳税。或许这种经历,让她对于每一个地方,都充满敏锐的新鲜感,也激发出她的批判精神。

从美国回到台湾,她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开始刮起席卷台湾全岛的“龙卷风”,龙应台用从美国带回的“国际的参考系”,批判中国文化里的陈腐和政治体制的荒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进她的《野火集》中。

龙应台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有着一种身在其中同时又置身于外的观察:她说她有一次陪一个北京人在欧洲参观,但无论到了什么历史古迹前,这位高级知识分子总是在谈论中国政局,对眼前的一切视若无睹。她感叹:“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专注可以狂热到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步。说得刻薄一点,这是一种对自己肚脐眼的狂热和专心。”

龙应台在香港时,把矛头对准港府雄心勃勃的市政计划“中环新海滨规划方案”,指出这是“强势政府尤其喜欢在工程上展现魄力”,她进而批评道:“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的,绝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它可能是歌剧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馆,譬如巴黎;可能是艺术家出没的村子,譬如纽约;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庙老树,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条沧桑斑驳的老桥,譬如布拉格。但是,什么样的城市,会把市政府——一种权力机构或服务区,当作精神标志?”

重返台湾后,投身台湾的“大选”政治风波中,声称“甘犯众怒”,当全岛陷入群情激愤,施明德领着浩浩“红衫军”彻夜静坐示威,百万台湾人捐款抗议陈水扁时,龙应台说:她不捐这100元钱。因为,当这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体制,人民手里已经有了选票时,为什么还要采用类似坦克车那种激烈的充满暴力意味的方式?

龙应台还作过三年多的台北市文化局长——这也是她作为文化人的特立独行之处。当年,当龙应台答应马英九的邀请时,台北一时政坛文坛轰动。有人批评她此举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作家李敖曾预测她上任不及3个月就会拂袖而去。不少文化人甚至猜测她通不过官场的“考验”。在文化局长任上,龙应台每天工作16小时,带着文化局150个同仁,打造台北“国际文化都市”。

卸任后,龙应台说自己当年是带着四大问号进入政坛的:一个在创作领域浪漫不羁的文人在政坛是不是也可以坚“忍 ”不拔?文人可以大破,但可不可以大立?知识分子的理念经不经得起现实的考验,会不会是换了位子就换了脑袋?所谓权力让人腐败,我这个文人经不经得起权力的测试?

她第一次到“议会”接受质询就和“议员”们杠上了,而且被扣上污蔑“议员”的帽子。“文化局长”龙应台这次居然一反常态地道了歉。实际上,她更善于以软性的手法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在台北市“议会”审议文化局预算时,“议员”们姗姗来迟。龙应台突发奇想,请来台北市交响乐团现场演奏,以等候迟到的“议员”——透过弦外之音,表达她的抗议。

然而,也有人对龙应台的政治文章不以为然。在前台北市长马英九遭贪污起诉前后,龙应台发表《谁在乎马英九?》、《自首报告》,不计个人毁誉为马英九“特别费”谋求“解套”,直言“如果为了一个荒谬的特支费而使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少掉一个选择的可能,令我不安”。台湾有人就以“筹安会要员”(民国初年一个以杨度为首的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造舆论的政治团体)来称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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