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慈亦让沈从文

2018-12-23 23:40 编辑:云彩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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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十月,凌子风执导的电影《边城》摄制完成。影片开始的镜头,是沈从文在书桌前,这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沈从文家里拍摄的。后来凌子风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影片在第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

很难说沈从文会完全满意这部影片,他直到去世也没有看过,张兆和说:“剧本结尾他不同意,说不是他的。”但从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件事总算有人做成了,而且大致尊重原作,他会得到不少安慰。对自己的作品改成电影,他有自己的想象。

有一种说法,著名导演桑弧在一九四七年就将《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详情不得而知;至于“开拍”,那自然更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事。

一九五二年香港励力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剧本《翠翠》,编者姓名不详,这个剧本和桑弧、师陀的本子是否有关也不得而知。这一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拍摄了严峻执导的黑白片《翠翠》,次年公映,颇受欢迎。

沈从文一九八〇年八月谈到过这部香港早期电影,不以为然。他说:“若依旧照五三年香港方面摄制的办法,尽管女主角是当时第一等名角,处理方法不对头,所以由我从照片看来,只觉得十分好笑。从扮相看,年大了些。主要错误是看不懂作品,把人物景色全安排错了。”

一九八〇年初,上海电影制片厂徐昌霖通过徐盈转致沈从文信,希望拍摄《边城》,因此而触发了沈从文对电影的考虑。在此后的多次沟通中,双方很难达成一致。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应该是什么样子,有很多零星表述,其中在九月致徐盈信中,说得集中而具体:

朋友汪曾祺曾说过,求《边城》电影上得到成功,纯粹用现实主义方法恐不易见功,或许应照伊文思拍《雾》的手法,镜头必须采用一种新格调,不必侧重在故事的现实性。应分当作抒情诗的安排,把一条沅水几十个大大小小码头的情景作背景,在不同气候下热闹和寂寞交替加以反映。一切作为女主角半现实半空想的印象式的重现。因为本人年龄是在半成熟的心境情绪中,对当前和未来的憧憬中进展的。而且作品的时间性极重要,是在辛亥后袁世凯称帝前,大小军阀还未形成,地方比较安定的总环境下进行的。所以不会有什么(绝不宜加入什么)军民矛盾打闹噱头发生。即涉及所谓土娼和商人关系,也是比较古典的。商人也即平民,长年在驿路上奔走,只是手边多有几个活用钱,此外和船夫通相差不多,决不会是什么吃得胖胖的都市大老板形象。掌码头的船总,在当地得人信仰敬重,身份职务一切居于调解地位,绝不是什么把头或特权阶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至于主题歌,我怕写不出,也不好写,甚至于不必写。依我主观设想,全部故事进展中,人实生活在极其静止寂寞情境中,但表现情感的动,似乎得用四种乐律加以反映:一为各种山鸟歌呼声;二为沅水流域放下水船时,弄船人摇橹,时而悠扬时而迫紧的号子声;三为酉水流域上行船,一组组纤夫拉船屈身前奔,气喘吁吁的短促号子声;四为上急流时,照例有二船夫,屈身在船板上用肩头顶着六尺长短篙,在船板上一步一步打“滴篙”爬行,使船慢慢上行的辛苦酸凄的喊号子声。内中不断有时隐时显,时轻时重的沅水流域麻阳佬放下水船摇橹号子快乐急促声音,和酉水流域上行船特别辛苦,船夫之一在舱板上打“滴篙”,充满辛苦的缓慢沉重号子声相间运用,形成的效果,比任何具体歌词还好听得多。此外则在平潭静寂的环境下,两山夹岸,三种不同劳动号子,相互交叠形成的音乐效果,如运用得法,将比任何高级音乐还更动人。(《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卷149—150页)

一九八一年第三期《芙蓉》杂志发表了上影厂改编的剧本《翠翠》,沈从文十分不满,十月中旬致徐盈信中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一加上原书并没有的什么‘阶级矛盾’和‘斗争’,肯定是不会得到成功的……我的作品照例是目前人习惯说的极端缺少思想性的……在生前看不到的重现于电影上,也认为十分平常自然,并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

一九八二年夏秋,上影厂两次寄来改编费,被沈从文两次退回,断然拒绝拍摄。十一月初,致徐盈:“上影厂文学部陈某,来一信,态度十分恶劣,且带讹诈性质。或许即《边城》改编人之一,并以‘业在文化部备案’为辞,似乎如此一来,我即可以不过问。正因此,我必须过问。”他不能够容忍自己的作品被胡乱庸俗化,“这样作为电影,若送到我家乡电影院放映,说不定当场就会为同乡青年起哄,把片子焚毁”。

一九八三年,北影厂改编《边城》。二月,沈从文读了姚云和李隽培的剧本,写了很多具体修改意见。其后,又和导演凌子风及姚云一起讨论剧本。八月,电影开拍。

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后来说,看过《边城》的样片,印象不错,他告诉沈从文,翠翠和老船夫都好,外景也好,但感觉电影总是不如原作。

一九八二年,有人提出把《萧萧》《贵生》《丈夫》改编成一部电影,沈从文认为,还是改编成不相关联的电影短片为好,“意大利人曾如此拍过短片,得到较好效果,具世界性”。他特别强调,“不宜受现在理论影响”,“且配音必须充满地方性,力避文工团腔调,可能要第一流导演且随时和我商量,才可望得到成功。你们见我作品太少,不妨看到十本作品以后再研究,如何”。

一九八五年初,同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的钟惦斐转告沈从文,作家张弦打算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三月份,张弦即送来剧本初稿,后又来寓所听取沈从文的意见。一九八五年初,作家张弦把《萧萧》改编成电影剧本。一九八六年五月,以《萧萧》故事为主体、用了《巧秀与冬生》部分情节的《湘女萧萧》由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一九八八年,这部影片在法国蒙彼利埃中国电影节获金熊猫奖,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获唐·吉诃德奖。

沈从文想象中的电影,或许只能在沈从文的想象中存在。

先生的泪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老报人萧离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反映沈从文生活及工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部门向社科院党组电话传达胡耀邦指示:迅即详情汇报沈从文情况。田纪云将萧离来信的原件批转社科院党组,要求提出改善的意见。六月二十九日,中央组织部行文,决定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工资、住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一九八六年春,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配了一套新居,初夏搬入。

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他的思维还异常敏捷,可是生活已经离不开张兆和的照料;要写短文、短信,也只能口述,由张兆和笔录。

香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沈从文从事文学写作和文物研究六十年,出版了新编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荒芜编选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收有朱光潜、张充和、傅汉思、黄永玉、汪曾祺等人的文章。此前,凌宇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的研究》一九八五年底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一九八七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传》(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似乎方方面面,明显在朝着好的方向进展,给这个老病的生命带来安慰;只是,这个生命本身,却有自己的走向,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渐显出变化,一个表现是,他越来越容易流泪了。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纤细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但是随着年岁增大,流泪渐渐变得多了起来——从另一方面看,流泪所表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

“文革”中期,孙女沈红在学校因成绩好守纪律而受厌学顽童欺负,沈从文闻之落泪;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岁不幸去世,“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和短期任教,与沈从文多有交往,沈从文曾在文章中称许这位杰出的青年诗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穆旦十七首诗。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给沈从文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让沈从文大为感念。

而自从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说话也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为自己伤感,对他人同情,被艺术感动,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在他自己却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乡听傩堂戏而流泪,生病后在家里,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本来很平静的他,顺着眼角无声地落泪。“一次母亲见他独坐在藤椅上垂泪,忙问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机——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缠绵——奏完,他才说:‘怎么会……拉得那么好……’泪水又涌出,他讲不下去了。”(《杂忆沈从文对作品的谈论》,沈虎雏/文)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沈从文大哭一场。老友的死更让他痛感生命紧迫,他急电正在广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予予速返北京,每天对他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具体事项。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个杂志社几个人来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来访者中有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的是,沈从文抱着这位女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张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让他安静下来。

一九八七年,黄永玉得到一大张碑文拓片,碑是熊希龄一个部属所立,落款处刻着:“谭阳邓其鉴撰文,渭阳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篆额。”渭阳即凤凰,沈岳焕是沈从文的原名。立碑时间是一九二一年。这块碑现藏芷江县文物馆。黄苗子看了沈从文的字体,说:“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作书法!”

我带给表叔看,他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

我妻子说:“表叔,不要哭。你十九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这一些忧郁的琐碎》,黄永玉/文)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到十一日,两位瑞典客人,作家汉森(Stig Hansén)和汉学家倪尔思(Nils Olof Ericsson)对沈从文进行了连续四天的访谈。汉森带给他一份复印件,是一九四九年瑞典杂志上的《萧萧》,这是最早译成瑞典文的沈从文作品;还给他看最新的瑞典杂志,上面有马悦然翻译、斯德哥尔摩Norstedt出版社出版的《边城》广告。他们的谈话围绕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展开,其间,汉森说:“我昨天看了英文的《贵生》,这是写的……”沈从文接话道:“对被压迫的人的同情。”就在这时,他的眼泪落了下来。

大师谢幕

沈从文去世了,国内的新闻却奇异地没有声音。瑞典的马悦然接到台湾记者的电话,问他能否确证沈从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核实,令他震惊的是,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竟然从未听说过沈从文这个人。台湾《中国时报》在沈从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马悦然的文章,他说:“作为一个外国的观察者,发现中国人自己不知道自己伟大的作品,我觉得哀伤。”马悦然的哀伤里,带着郁愤的不平。

可是,沈从文真的不需要别人为他不平,更不需要“规格”,不需要权力来给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闻的热闹。十八日上午,在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只通知了少数至亲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来的。没有花圈、挽幛、黑纱,没有悼词,不放哀乐,放沈从文生前喜欢的古典音乐,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沈从文面色如生,安详地躺着,周围是几十个花篮。每个告别的人拿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

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星斗其人,赤子其人》,汪曾祺/文)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八十六岁。(《这一些忧郁的琐碎》,黄永玉/文)

一九九二年五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墓地简朴、宁静,墓碑是一块大石头,天然五彩石,正面是沈从文的手迹,分行镌刻《抽象的抒情》题记的话: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背面是张充和撰书: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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